中国故事之张謇（二）

讲中国故事

张 謇 （二）

1911年10月10日晚，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，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。

1912年2月12日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，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的中国最后一位皇帝，爱新觉罗·溥仪颁布退位诏书，清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两千年的帝制随之终结。

退位诏书中说：“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。”一个月后，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
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，一声不响地在发生。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，最终坐收渔翁之利。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，他曾经的老师张謇（jiǎn）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，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。

早在《马关条约》（1895年）签订那年的冬天，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。南通盛产棉花，传统棉纺织业发达，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。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，张謇都置之不理，因为他已经看到，“中国之大患，不在外侮之纷乘，而在自强之无实”。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。

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，在亲自拟定的《厂约》中，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。“通州之设纱厂，为通州民生计，亦即为中国利源计。”

言商仍向儒，张謇心中所想，依然是国计民生。他选择的纺织业，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，也事关国计民生。

上千年来，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“末业”。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，“中国须振兴实业，其责任须在士大夫”。他为纱厂取名“大生”，源自《周易》中的一句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

状元办厂轰动一时。但在动荡的时局下，筹股、买地、建厂房都历尽艰难。张謇用了五年多时间，直至最后背水一战，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。

幸运的是，正好赶上纱价看涨，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赢利。此后，利润节节攀升。第二年，得纯利五万两白银。第三年十万两。到民国初年，累计纯利达到三百七十多万两。

在这十多年中，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，创立了近二十家企业。有垦牧公司、盐业公司，有油厂、面厂、铁厂，还有酿造公司、轮船公司等等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。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，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。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，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。

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。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，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“工厂”，更不知什么是“股票”的时候，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。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，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，万物生长，万象更新。

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，兴办实业所获之利，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。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。开学前一天，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，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。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。

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，而是管理法、修身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文法、理化、测绘、体操等实用课程。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。此后，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，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。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，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，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。

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，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，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、思想和品质，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，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张謇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。公元1917年，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，张謇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，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。

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，张謇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。在棉纺与垦牧方面的巨大成就，为他在东南地区，以至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。

他的内心充满喜悦，那是一个“一心做事”的开拓者，久经开垦之后，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。故乡南通也在他的手中被改造成为一座新城，那里本是江北一处荒僻之地，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。县城重新做了规划，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，大道旁柳树成行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，高耸的烟囱冒着烟，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。

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苑和第一所气象台，印书馆、图书馆、医院、公园、剧场一应俱全。

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，老者有养老院，少者有育婴堂，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，有盲哑学校。

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，绝非容易。但张謇做事，从来不问难不难，只问应该不应该。凡是应该做的，他就竭尽全力。他说自己一生行事，无非8个字：独来独往，直起直落。就这样凭一己之力，他开创了一片产业，改变了一座城市，造福了一地百姓。

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——救国，但是凭一己之力，能改变一个国家吗？

袁世凯下台后，军阀四起，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。之后十多年里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战祸接连不断，军阀暴政虐民，加上连年灾荒，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，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。

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，雨打风吹去。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，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。他全力调解，呼吁和平，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，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。他本想安度晚年，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。

兵荒马乱之际，又逢连续3年的风雨虫害，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、运输、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，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，最终抵了债务，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。

30年里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，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，由南通而到全省，再到全国，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，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。但他最终，只能成为世人眼中“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”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，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。

“覆巢之下无完卵，野老泪洒江风前。”写下这句诗的时候，张謇或许意识到了，仅仅靠实业，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。

个人的得失荣辱，张謇并不在意。回顾兴办实业的历程，他说自己向来是“一意孤行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”的，他只是感叹自己“不幸而生今之年代”。

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，是从大清到民国，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。晚年的他还在期盼，“太平在何时，今年待明年。”几十载春秋过去，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，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。

张謇曾经设想，“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，三十岁前是读书时期，三十岁到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，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”。他的一生，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，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，已耗尽了他的心力。

1926年夏天，张謇突然病倒，很快去世，时年73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入殓时，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。

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不曾提一句家事，说一句私话。他念的是，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，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。出殡那天，数万乡人沿途而立，为之屏息嗟叹，注目送别。

出路究竟在哪里？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。

那是一段漫长而黯淡的岁月，梦醒了，却发现无路可走。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，他们怀疑过、苦闷过、迷失过、挣扎过，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，一路“迎着风遇着雾，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”。但是，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。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张謇自言道：“生已愁到死，既死愁不休。”

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，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。他们像张謇一样，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。正如后人所言，自古以来，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

与张謇同行的人中，有人以生命为代价，推翻帝制，重建国家；有人以出世的精神，做着入世的事业，以悲悯大爱之心，在乱世中坚守；也有人埋首书桌，专心科技，精研学术，实践着科学救国和理性启蒙之路；还有人选择用文字呐喊，唤醒国民的心灵，以手中之笔为匕首，为投枪，去和旧世界战斗。

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，将有另一代人继续。新的道路，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，开辟出来。

（原文为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，略加整理）

编辑/萧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