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故事之李白与杜甫（一）

讲中国故事

李白与杜甫（一）

从春秋一路走到唐朝，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。盛唐，开启一段绚烂夺目的岁月华章，璀璨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。

带着岁月沉淀的无上荣光，带着恒久传承的文明基因，中国铺陈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迈向未来。

让我们跟随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，去感受巍巍大唐的飞扬与沉潜。

四十二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。公元742年秋天，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，让他再次走进长安。告别家人时，他写下一句诗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

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惊才绝艳的诗人，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。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，他试着去拜谒（yè）宰相、公主，求见高官，自荐经世之才，结果都未偿所愿。

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，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。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，“如逢渭水猎，犹可帝王师”。多年间，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，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。

现在，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。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，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，将年号从运行了近三十年的“开元”改为“天宝”。

大唐的每一次聚会，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，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，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。在没有文字之前，民间就有了诗。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，变成了诗。

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经由孔子编撰，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。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，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，众口相传、家喻户晓的诗句，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。

唐朝诗人群星闪耀，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，正流传在帝国的大街小巷。诗人们以诗相交，扬名立万。

诗人之间的吟诵、欢饮，常常通宵达旦。有人醉卧，有人醒来，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。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，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，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，洒脱、豁达，天性流露。朋友们都喜欢他，他似乎就是那个“手可摘星辰”的“天上人”。

只是，除了举杯邀明月，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。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，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，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。

诗意折射人心，人心映射时代。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：浪漫与进取。生逢开元盛世，是李白的幸运。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，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。

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，经百余年积累，历经太宗李世民的“贞观之治”，到玄宗一代，一切都达到了巅峰。街市繁荣，乡野殷实，人口从唐初的二百余万户增长到了约九百万户，国力空前强盛，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之气。这一切，源自唐初的一系列制度建设。

经完善后的三省六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，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，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。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，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。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，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。

【注】府兵制，中国古代兵制之一，西魏时创立，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，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，农隙训练，战时从军打仗。

唐朝的政治制度，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。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，唐帝国昂扬向上，一路升平。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，距立国已有124年，大唐的盛宴还在继续。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，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。

初唐诗人王勃的名篇《滕王阁序中》即写到“物华天宝”，意思是指各种珍美的宝物。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“开元”，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。

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晚年，该打的仗已经打过，该走的路已经走过，是时候安享太平了。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，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，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，被永久传诵。

于是，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富盛名的天才诗人——李白。

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，诗歌是那个流放百世的精魂。在大唐的无数诗人中，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。

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，在东都洛阳，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——他成家了。

杜甫生于书香之家，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，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，是初唐“文章四友”之一。因为母亲早逝，父亲常年在外为官，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。

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，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，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。二十四岁那年，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，结果不中。但他并不灰心，独自一人登上泰山。

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，先师孔子曾发出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慨叹。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《望岳》，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。他期待着有一天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但现实，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。杜甫的时间年轮上，一直接连不断地布满哀伤。

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，家境日渐衰落。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，现在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，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。除了埋头苦读，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。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，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。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他快要等不起了；有时候又觉得太慢，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。更多时候，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。

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，他和唐帝国一起，度过了“开元”年号的最后时光。

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杜甫会想起，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：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，一边访名山大川，一边写诗交友，“醒时相交欢，醉后各分散”。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十一岁的李白，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，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、带着仙气的诗句。

不过，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，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，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。

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，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。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，天宝元年。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，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。

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地离开，诗人的天真，在一年多时间里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。

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，并被赐予官职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。那是一种伎术官，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，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。

李白突然意识到，在皇帝眼里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，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。无比失望的诗人，恢复了呼朋唤友、豪饮欢歌的本性。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，但奢靡禁锢的宫廷，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。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，也无法见容于权贵。终于有一天，李白递上辞呈，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“赐金放还”。

性格决定命运。李白的命运，其实一早就由他的天性注定了。在洛阳，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。长安失去了李白，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。公元744年，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。

这时候的李白，仕途受挫，无限风光烟消云散。这时候的杜甫，前途未卜，郁郁多年仍不得志。这样的两个人，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。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，让他们很快相熟。

后来，高适如约而来，三人一起登高怀古，寻幽访胜，甚至骑马打猎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。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，他们写诗、畅饮，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。

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，在小天地里纵情时，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。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，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“年”改为“载”，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（公元744年）。

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，在那以前，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唐、虞曰载”。或许，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政清人和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。

对杜甫来说，与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，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。两年时间里，他们见了三次，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，找仙草，炼仙丹。因为遇见李白，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。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，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，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，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。

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，但即便是不愿“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李白，依然会有“东风吹梦到长安”的眷恋。进则儒，退则道，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。

唐朝风气开化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并列。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，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，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，还是追随道家出世，追求个人自由，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。

某种意义上，是时代的激流，冲击着、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。而他们，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。

杜甫理解李白“痛饮狂歌空度日”的背后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的痛苦，谁不想青史留名呢？他知道，无论如何，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。

天宝五载（公元746年），三十五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。他满怀信心而来，却在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。那一年，唐玄宗发布诏书，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，都到京师就选。天赐良机，杜甫志在必得。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，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诗文才学业已精进，甚至生出了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念。

但他还是落败了。不只杜甫，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。为确保自身权力无虞，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。呈报结果时，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，说这是“野无遗贤”，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，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，民间再没有能人。

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。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，及至天宝年间，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，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。

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，他仍抱有幻想，这令他饱受煎熬。一边是生计无着，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，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，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，疲惫而窘迫的杜甫，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。

熬到天宝十载，事情似乎有了转机。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，杜甫接连献上《三大礼赋》，受到赏识，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。结果，一等就又是四年。

面对长时间的困顿，四十四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，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，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，管理门禁钥匙。

蹉跎寂寞中，杜甫偶尔会忆起和李白的相聚。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，大江大河，世外道仙。但此时的杜甫，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，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，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演。

天宝十四载冬，公元755年12月16日，安史之乱爆发。

（原文为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，略加整理）

编辑/萧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