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中国故事
李白与杜甫(二)
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,兼任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,携部下史思明,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,从河北起兵反叛。
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,惊天之变,猝不及防。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,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。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,势如破竹,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,半年后失守。七十二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,携家眷亲信,在夜色中逃离长安。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,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、重用宠信之人。
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,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。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,唐玄宗在边地设了十个军镇,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。
节,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。受此印信者,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、土地、兵甲、税赋。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,权力极大,雄踞一方,成为藩镇。玄宗逐渐擢用武人为节度使,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,尾大不掉,终成皇权大患。
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,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。长安,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。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,道路尽头,就将天人两隔。
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,护卫的禁军在马嵬(wéi)坡止步不前,矛头直指杨氏一族。宰相杨国忠被杀,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。他们要求,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。
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。安史之乱的源头,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失。但此刻,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,性命攸关。
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,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。当年,李白曾为她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诗句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。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,江山无限,情爱无限。
但她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,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。一转身,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。
帝国没有了方向。举国观望之际,北方突然传来消息: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,是为唐肃宗。听闻此讯,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,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,押回长安。
岁月不知人间有变,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。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,死寂一般,杜甫百感交集。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,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,覆盖到大唐惊变的芸芸众生。诗,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,它成了历史的记录。
新帝即位,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,也无人知晓,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
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,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。侥幸逃出长安后,杜甫做的第一件事,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。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。虽然自身难保,但只要有机会,他仍想报效国家。
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,赐予他“左拾遗”一职。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,官阶很低,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。然而,乱局之下,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。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,险些被定罪杀头。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,与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,结束了。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。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,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,是儒家精神的根骨。即便因言获罪,即便一再被贬,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。千秋万岁名,不过是寂寞身后事,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,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。
千年以来,政治时有腐败,财富时有困竭,武力时有崩溃,家国时有灾难,但只要维持“大道”的人在,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。杜甫就是这样的人。
仗一打就是数年,各路势力纷纷卷入,战祸不断蔓延。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,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,一叶飘萍,无处归依。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,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“人烟断绝,千里萧条”。
玄宗时期,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,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。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,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。战乱爆发后,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胶着。
公元759年,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,唐军一度全线崩溃。为补充兵力,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丁抓人。
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,由洛阳,途经新安、石壕、潼关等地,晓行夜宿。一路上,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、艰难民生。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,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,没有虚构,没有矫饰,也没有煽情。
后人用“三吏”“三别”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,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,将“史”写成了“诗”。每一句诗,都如同一柄利刃,刺痛人心。它们是杜甫创作里程上的丰碑,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。
据粗略统计,这场历时七年多的变乱中,约有三千万人流离失所,死于战乱或饥荒。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、全面深重的震荡,无人幸免。
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,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。而后,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。
公元763年春,唐军终于打赢了。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,他们在前一年的5月先后离世。在唐朝前后接近三百年的历史中,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,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,中央集权削弱,藩镇之祸未除,民生不安,边境不稳。
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大唐,风流云散,再难中兴。就如杜甫所写:“存者且偷生,死者长已矣。”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?杜甫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,有时向着村野走,有时沿着山路走,有时顺着水流走。“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”
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,“朝行青泥上,暮在青泥中”,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,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。他一路流亡,取道关陇,进入川蜀之地。乱世中,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,复归为一介平民。
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,除了诗歌,生命一样的诗歌。尽管“我生苦飘零,所历有嗟叹”,但在诗歌中,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。
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,他为天下苍生发出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不平之声。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,他祈愿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,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,因为他本就是“天地一沙鸥”。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,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。他自称“儒”、“老儒”,甚至“腐儒”,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“立言”的使命,诗歌中流露着仁爱,呼唤着仁政。后人称杜甫为“诗圣”,而成为圣贤,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。
安史之乱,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,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。
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,把忧家、忧己和忧国、忧民融为一体,在恣肆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。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,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。
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,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,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。
轩辕休制律,虞舜罢弹琴。尚错雄鸣管,犹伤半死心。圣贤名古邈,羁旅病年侵。……战血流依旧,军声动至今。葛洪尸定解,许靖力还任。家事丹砂诀,无成涕作霖。
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,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。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,他就沿着长江,一边漂流,一边借地短居。行至夔(kuí)州(现重庆市奉节县)时,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。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,让他想起了一个人。他问李十二娘师傅是谁,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。听到这个名字,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。六岁那年,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,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,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。
时隔五十余年,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,连同往昔的锦绣、蓬勃、痛楚和执念,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。而今回首只见,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公元770年,五十九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。
人生如寄,但斯人不朽。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,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,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。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,依然乐观地写道,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对于李白,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。后人称李白为诗仙,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,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“谪仙人”。
杜甫没有成为李白,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。李白如从天上而来,飞流直下;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,厚重深沉。无论少了哪一个,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。
两千多年前,孔子与老子,一儒、一道,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。李杜二人,一仙、一圣,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。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,相互照耀,也照耀着中国。
李白辞世五十年后,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诵。在长江南岸的宣(今安徽宣州)、歙(shè,今安徽歙县)方镇(方镇为掌握兵权﹑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),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,视李白为偶像。
数年寻访后,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。墓木已拱,他即刻下令,严禁在周围樵采和放牧,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仙。
又是数年过去,李白的后人找到了,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。他猜想,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。来到面前的,是两个中年农妇。她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,衣衫素净,形容朴野,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。
感慨之余,范长官希望帮助她们改为士族身份,却被两人一再婉拒。她们说,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,贸然成为士族,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。
范长官不好勉强,能做的也只是给她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,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。目送二人离去,他唏嘘不已。
目之所见,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。恍惚的瞬间,他凛然一惊,突然想到,春秋流逝,眼前的大唐,还是那个大唐吗?
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,盛唐过去了,但盛唐的精神不灭。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,更重要的,是在乱世之中,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。
大唐,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。
(原文为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,略加整理)
编辑/萧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