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故事之李白与杜甫（二）

讲中国故事

李白与杜甫（二）

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，兼任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，携部下史思明，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，从河北起兵反叛。

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，惊天之变，猝不及防。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，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。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，势如破竹，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，半年后失守。七十二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，携家眷亲信，在夜色中逃离长安。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、重用宠信之人。

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，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。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，唐玄宗在边地设了十个军镇，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。

节，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。受此印信者，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、土地、兵甲、税赋。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，权力极大，雄踞一方，成为藩镇。玄宗逐渐擢用武人为节度使，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，尾大不掉，终成皇权大患。

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，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。长安，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。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，道路尽头，就将天人两隔。

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，护卫的禁军在马嵬（wéi）坡止步不前，矛头直指杨氏一族。宰相杨国忠被杀，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。他们要求，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。

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。安史之乱的源头，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失。但此刻，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，性命攸关。

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，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。当年，李白曾为她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诗句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。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，江山无限，情爱无限。

但她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，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。一转身，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。

帝国没有了方向。举国观望之际，北方突然传来消息：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，是为唐肃宗。听闻此讯，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，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，押回长安。

岁月不知人间有变，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。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，死寂一般，杜甫百感交集。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，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，覆盖到大唐惊变的芸芸众生。诗，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，它成了历史的记录。

新帝即位，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，也无人知晓，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

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，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。侥幸逃出长安后，杜甫做的第一件事，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。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。虽然自身难保，但只要有机会，他仍想报效国家。

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，赐予他“左拾遗”一职。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，官阶很低，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。然而，乱局之下，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。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，险些被定罪杀头。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，与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，结束了。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。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，是儒家精神的根骨。即便因言获罪，即便一再被贬，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。千秋万岁名，不过是寂寞身后事，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，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。

千年以来，政治时有腐败，财富时有困竭，武力时有崩溃，家国时有灾难，但只要维持“大道”的人在，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。杜甫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仗一打就是数年，各路势力纷纷卷入，战祸不断蔓延。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，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，一叶飘萍，无处归依。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，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。

玄宗时期，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，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。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，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。战乱爆发后，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胶着。

公元759年，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，唐军一度全线崩溃。为补充兵力，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丁抓人。

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，由洛阳，途经新安、石壕、潼关等地，晓行夜宿。一路上，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、艰难民生。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，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，没有虚构，没有矫饰，也没有煽情。

后人用“三吏”“三别”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，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，将“史”写成了“诗”。每一句诗，都如同一柄利刃，刺痛人心。它们是杜甫创作里程上的丰碑，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。

据粗略统计，这场历时七年多的变乱中，约有三千万人流离失所，死于战乱或饥荒。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、全面深重的震荡，无人幸免。

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，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。而后，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。

公元763年春，唐军终于打赢了。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，他们在前一年的5月先后离世。在唐朝前后接近三百年的历史中，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，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，中央集权削弱，藩镇之祸未除，民生不安，边境不稳。

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大唐，风流云散，再难中兴。就如杜甫所写：“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。”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？杜甫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，有时向着村野走，有时沿着山路走，有时顺着水流走。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

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，“朝行青泥上，暮在青泥中”，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，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。他一路流亡，取道关陇，进入川蜀之地。乱世中，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，复归为一介平民。

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，除了诗歌，生命一样的诗歌。尽管“我生苦飘零，所历有嗟叹”，但在诗歌中，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。

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，他为天下苍生发出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不平之声。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，他祈愿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，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，因为他本就是“天地一沙鸥”。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，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。他自称“儒”、“老儒”，甚至“腐儒”，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“立言”的使命，诗歌中流露着仁爱，呼唤着仁政。后人称杜甫为“诗圣”，而成为圣贤，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。

安史之乱，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，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。

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，把忧家、忧己和忧国、忧民融为一体，在恣肆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。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，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。

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，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，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。

轩辕休制律，虞舜罢弹琴。尚错雄鸣管，犹伤半死心。圣贤名古邈，羁旅病年侵。……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葛洪尸定解，许靖力还任。家事丹砂诀，无成涕作霖。

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，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。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，他就沿着长江，一边漂流，一边借地短居。行至夔(kuí)州（现重庆市奉节县）时，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。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，让他想起了一个人。他问李十二娘师傅是谁，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。六岁那年，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，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，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。

时隔五十余年，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，连同往昔的锦绣、蓬勃、痛楚和执念，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。而今回首只见，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
公元770年，五十九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。

人生如寄，但斯人不朽。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，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，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。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，依然乐观地写道，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对于李白，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。后人称李白为诗仙，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“谪仙人”。

杜甫没有成为李白，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。李白如从天上而来，飞流直下；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，厚重深沉。无论少了哪一个，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。

两千多年前，孔子与老子，一儒、一道，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。李杜二人，一仙、一圣，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。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，相互照耀，也照耀着中国。

李白辞世五十年后，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诵。在长江南岸的宣（今安徽宣州）、歙（shè，今安徽歙县）方镇（方镇为掌握兵权﹑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），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，视李白为偶像。

数年寻访后，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。墓木已拱，他即刻下令，严禁在周围樵采和放牧，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仙。

又是数年过去，李白的后人找到了，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。他猜想，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。来到面前的，是两个中年农妇。她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，衣衫素净，形容朴野，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。

感慨之余，范长官希望帮助她们改为士族身份，却被两人一再婉拒。她们说，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，贸然成为士族，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。

范长官不好勉强，能做的也只是给她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，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。目送二人离去，他唏嘘不已。

目之所见，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。恍惚的瞬间，他凛然一惊，突然想到，春秋流逝，眼前的大唐，还是那个大唐吗？

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，盛唐过去了，但盛唐的精神不灭。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，更重要的，是在乱世之中，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。

大唐，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。

（原文为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，略加整理）

编辑/萧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