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故事之萧衍与佛教（一）

讲中国故事

萧衍与佛教（一）

建康城的皇宫旁，矗立着一座雄伟挺拔的寺院，名为同泰寺。寺庙对着皇宫的方向开了一道门，名为大通门。

公元527年三月初八清晨，钟声回荡在皇宫和寺院之间。上朝的时候到了，大臣们像往常一样，准备奏议国事。六十四岁的萧衍却突然脱下朝服，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僧服。

在初春的薄雾中，他跨步穿过大通门，走进了同泰寺。面对错愕不已的百官和僧众，萧衍一脸肃穆地说道：此刻，我的身份不再是皇帝了，我是一名僧人。

生在帝王家，总要比寻常人经历更多的沉浮沧桑。作为皇室成员，兰陵萧氏贵族公子萧衍，本是个博学多才的文化人。他年轻时，因为文采出众，与著名才子沈约、谢眺等人并称“竟陵八友”，名重一时。有人形容他，六艺备闲，棋登逸品；阴阳纬候，卜筮占决，并悉称善；草隶尺牍，骑射弓马，几乎无所不通。在声色瑰丽的南朝，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，但更为远大的前程已经在等待他的出场。

萧衍的祖上就是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那个著名典故的主角——萧何，声名显赫的汉朝开国宰相。带着先祖的威名和血脉传承，他很快走向仕途。此时萧衍正值而立之年，气宇轩昂，踌躇满志。在朝中，他参与了几次重大的谋划设计，得到夸赞赏识，权位不断高升。

不久，北魏皇帝拓跋宏带兵南征，他献上奇策，大破魏军。文武全才的萧衍，被视为国家栋梁。历经百余年的战乱后，中国南北双方的对峙暂时还看不到结束的时间表。

北魏政权一统北方半个多世纪，多次试图南征而未果。在南方，萧氏建立的齐，已经取代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。萧衍，就是南齐的皇室宗亲。

身处变幻莫测的大时代，最不缺少的，可能就是创造历史的机会，主动地，或者被动的。南齐的平静日子并不长。齐明帝萧鸾疯狂屠杀萧氏宗室，东昏侯萧宝卷更是疑心过重，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殆尽，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也出现在猎杀名单之中。

消息传来，萧衍果断起兵。从肆意纵情的文学才子，到王朝血雨中的隐忍权谋，一片厮杀博弈之后，信使快马飞奔而至，南齐最后一个皇帝的禅让诏书送到萧衍手里。

这意味着，公元479年才立国的南齐，只存在了23年，就要改朝换代了。

公元502年四月，建康城旌旗浩荡，鼓角悠扬，萧衍成功登上帝位，创立梁朝，史称南梁。

成为皇帝的那一刻，他的内心依然还是紧张的。亲眼目睹前朝亡国的这位新帝，格外懂得权力的翻云覆雨和转瞬即逝。眼前的这个烂摊子该怎么收拾？怎样才能让王朝避免短命的结局？南方需要一个新秩序，这片富足之地需要一个新权威。

萧衍吸取南齐灭亡的教训，勤于政务。不分春夏秋冬，他总是五更天起床，批阅公文奏章，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。

作为一个皇帝，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。他不讲究吃穿，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回的，一顶帽子戴三年，一条被子盖两年，吃的也多是蔬菜和豆类，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。萧衍很快从一个自由烂漫的文人，变成一个勤勉自律的皇帝，他要操心的事很多。

为了广泛纳谏，他下令在宫廷门前设立两个盒子，当时叫作函。一个是谤木函，一个是肺石函。普通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者建议，都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陈情。功臣和贤才如果没有因公受到奖赏提拔，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申诉。

萧衍登基后，国家运行势头向好。但有一件大事，让他心中郁结，却一时找不到办法。

南朝皇族缺乏家教门风，既不懂高雅情志，也不懂仁义孝道，只知道放纵胡闹的快活享受，宫廷里充满暴戾之气，动辄兵戈相见，故而史家评论，“宋齐多荒主”。

时衰世乱，不仅皇家道德举止失范，整个社会也人心颓丧。萧衍感到，这才是对他执政的最大考验。萧衍内心是焦虑的。什么样的思想，才能拨开层层迷雾，如阳光一般照进人们心中？萧衍本人与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。他与当时最著名的道教宗师陶弘景来往深厚，新王朝的名号“梁”就是陶弘景提出的。每逢吉凶、征讨等大事，萧衍都要派人去陶弘景那里咨询，时人称其为“山中宰相”。但萧衍认为，道教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，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的修炼。道家成仙得道的理想，只适合于极少数的个人，并不利于国家统治，对于普通大众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。与道家有密切关系的玄学，在魏晋曾风靡一时，但随着东晋的士族势力被南朝的军人政治瓦解，玄学也一同失去了土壤。

萧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儒家。他出身世家，饱读诗书，自立国以来，一直在推行儒家伦理。他下令成立了国子学，要求皇子和皇族宗室都前去受业。

他还御驾亲临，举行祭拜孔子的仪式，亲自讲授儒家经典，并将自己编撰的《孔子正言》《五经讲疏》等著作作为国子学的辅导教材。同时，萧衍将礼仪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，抽调饱学之士组成制礼班子，历时11年，制定了超过八千条的“五礼”体系，涵盖了国家、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汉代通过独尊儒术，政通人和，光芒万丈。萧衍希望，这也能为自己的王朝注入精神力量。但是，东汉后期，儒学快速衰落，成为被嘲笑和反叛的腐朽对象。此后经历300年动荡，萧衍面对的儒生，早已不是原来的儒生了，没有了先秦时期昂扬勃发的气象，也没有了汉朝盛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。

在萧衍看来，这样的儒家也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。那么，还有第三种选择吗？——佛教。

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，生活在古印度的乔达摩·悉达多创立佛教，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。佛教希望教徒能按照释迦牟尼的修行之道，重视心灵和道德的觉悟，超越生死无常的烦恼，最终获得解脱。

后世研究表明，最晚不晚于东汉初年，佛教从不同的路径传入中国，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大事。

当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帝国时代黯然结束后，陷入迷茫与恐惧的人们迫切需要精神安慰。随着佛经翻译日益发达，中国本土高僧积极讲传，魏晋以后，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。

到了南北朝时期，由于社会普遍空虚，佛教广为流行，既成为上层社会的寄托，也成为普通大众的慰藉。

萧衍自幼信佛，曾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，他的小名“练儿”就取自佛经。灵光乍现，他决定全面采用来自遥远异邦的思想，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困局。

在萧衍登基整整两年后的佛祖诞辰日，他下了一道《舍事道法诏》。他向全国臣民公开宣布，他皈依佛门，并将带领全体民众一道脱离欲望的苦海，获得人间太平。并将佛教定为国教。他希望用佛教的悲悯，来荡涤整个南朝弥漫的戾气。

萧衍签署《舍事道法诏》，意味着国家意志。信奉佛教，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。但只下诏令，远远不够。佛教的教义本身就是脱离世俗和皇权的，萧衍需要一个既适应皇权统治、又便于向民众推广的佛教。

萧衍冥思苦想，如何从形式和精神内涵上对佛教进行改造。他决定从日常生活入手，把改造佛教的第一步放在饮食上。

梁朝立国11年后，萧衍下了一道旨令，要求僧尼们今后不能再吃肉，只能吃素食。这让僧人们迷惑不解。迅速有人站出来反对。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喧哗争议中，早有准备的萧衍连续抛出了他写好的《断酒肉文》，宣扬自己的素食主张。他提出，佛经提倡慈悲为怀，就应该不吃任何肉食，这样才能不堕入地狱。而僧众却认为，戒律中，“无有断酒肉法及忏悔食肉法”，因此大家不愿执行“禁断酒肉”的诏令。

萧衍熟谙佛经，他立即引用《大般涅槃经》中“不得食一切肉”的经文进行反驳。但萧衍的理论并未让僧侣们信服，认为他将佛教的教义变成了戒律。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一直在不断本土化，以适配中国的社会现实。而这一次它面对的，是治国的需要。激烈辩论后，仍然没有结论，萧衍使出了最后的手段，那就是他手中的皇权。从即日起，不得再饮酒食肉，否则，将依照国法治罪。

从此，佛教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，汉传佛教徒不吃肉、只吃素，祭祀活动也改为素祭。

古代天子祭祀时，讲究宰杀牛、羊、猪，三牲全备，称为“太牢”，这在《诗经》《礼记》等典籍中都有记载。萧衍决定，让神明祖先们改变习惯，用水果、菜蔬、面食替代。

不可挑战的皇权，继续成为萧衍强力推行佛教改革的利器。甚至在平日里，萧衍还命太医不得以虫、畜入药，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，以防破碎后引起内心的伤感。

这种慈悲观，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教义的重大发展，而且与儒家的仁德观念结合，极具中国特色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实融合，使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逐渐浸润人心。萧衍的改造行动远没结束。

一个以萧衍为中心的建康教团逐渐形成，其中既有得道高僧，也有皇室成员和社会名流。讨论的话题涉及佛教义理和管理，还有国家的重大决策，相当于是以佛教为基础的政治顾问。

公元519年，经过七年时间反复讨论，《出要律仪》《在家受菩萨戒》等戒律陆续推出。

在萧衍看来，这些戒律和“五礼”制度一样，都是国家治理的工具。“五礼”规范人的社会行为，戒律规范人的个体心灵。从此，僧侣和信众被赋予全面的标准和要求，从家僧制度、僧官体制到各种仪式和行为，甚至内心世界。

佛门清规逐渐定型，包括素食、僧服、独身等等。佛教在中国拥有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制度和模式。原本，印度佛教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，无需敬畏家人和政治。经过萧衍的调整后，仁义孝道和忠君爱国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。佛教徒同样尊敬父母，中国还渐渐出现了“护国寺”这样的寺院，宣传爱国主张。

就这样，来自印度的佛教，经过萧衍的皇权意志，自上而下推广，终于实现了中国化的系统更新。

不过，萧衍并不满足于此。他身体力行，做得十分彻底。他正式受菩萨戒，取法名“冠达”，带头遵守佛教一切戒律。萧衍真的做到了，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——菩萨皇帝。

显然，他希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政教领袖和模范，不仅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帝王，更是百姓爱戴的偶像。

由于萧衍的大力推动，崇佛、信佛之风在整个南朝弥散开来。建造的寺庙很快就接近了三千座，仅在建康就有五百多座；僧侣超过十万，几乎每十人中，就有一名僧人。

多年以后，唐代诗人杜牧这样写道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

为了让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家、儒家都能为治国所用，萧衍提出了“三教同源说”，特别是以儒学作为自身佛理的立论基点，为佛教的中国化做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阐释。这为日后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。

萧衍的重视和投入，使得南梁的文化发展到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巅峰。他年轻时的文友沈约创立的“四声八病说”，如同给优美的汉语谱曲，为唐诗的绚烂绽放开辟了道路。

大批诗人、文学家和《昭明文选》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等著作的涌现，塑造了中国人的文艺观，光耀千秋。

萧衍执政最繁荣的时候，南梁总人口达到2100万，建康城就有140万。秦淮河边市场云集，整个长江下游的商业活动风生水起，一片兴盛。

（原文为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，略加整理）

编辑/萧文